何振華 李翔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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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經合組織）發布了一份名為《2023年工資征稅——經合組織國家勞動稅和福利指數化》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該報告著重于勞動所得“稅收楔子”的跨國比較。
多數成員國勞動所得“稅收楔子”加大
“稅收楔子”是經濟學里的一個概念，指政府稅收在供求關系曲線之間打入一個“楔子”，使得供應和需求曲線的交點偏移導致無謂的社會總收益減少。對于勞動力市場來說，稅收的存在一方面會減少工人實際得到的工資收入，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雇主雇傭工人的成本。由于“稅收楔子”的存在，稅收政策會對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產生影響。稅率提高會使“稅收楔子”增大，從而減少勞動力的投入，進一步減少總供給。反之，減稅可以縮小“稅收楔子”，增加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增加總供給。
勞動所得“稅收楔子”是指員工和雇主繳納的勞動稅總額減去政府發放的家庭福利后的凈額占勞動成本的比率。在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中，雇主和員工都繳納工資稅。這些稅收通常為特定的社會項目提供資金，例如失業保險、健康保險和老年保險。在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中，員工和雇主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性繳款、工資稅等與勞動成本相關的稅費統稱勞動稅。
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研究設定了8種收入水平和家庭成員不同搭配的家庭類型，分析了勞動所得“稅收楔子”對這8類家庭實際收入的影響。研究假設，家庭除了工資與政府發放的現金福利外沒有其他收入。8種不同類型家庭包括：低收入單身勞動者，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平均工資為本國水平）的67%；中等收入單身勞動者，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100%；高收入單身勞動者，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167%；有兩個孩子（孩子年齡6～11歲，下同）的低收入單親家庭，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67%；有兩個孩子的低收入夫婦家庭，一人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100%，另一人無收入；有兩個孩子且雙方都有收入的中低收入夫婦家庭，一人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100%，另一人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67%；有兩個孩子且雙方都有收入的中等收入夫婦家庭，夫婦收入均為平均工資的100%；無孩子且雙方都有收入的高收入夫婦家庭，一人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100%，另一人收入水平為平均工資的167%。
2022年是經合組織國家受新冠疫情影響的第三年。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新冠疫情相關勞動所得稅收優惠政策在2021年底前被廢止。
多數成員國中等收入單身勞動者家庭的平均“稅收楔子”都有所增加。2022年，經合組織國家中等收入單身勞動者家庭平均勞動所得“稅收楔子”與上一年持平，為34.6%。23個國家的“稅收楔子”有所增加，11個國家下降，4個國家保持不變。幾乎所有國家的“稅收楔子”增加是由于平均工資增長導致的個稅稅負增加。一些國家的納稅人跨入了累進所得稅制的下一稅級，還有一些國家則是由于免稅額和稅收抵免額未調整，使得應納稅的收入比例更高。美國“稅收楔子”增幅為2.2個百分點，是唯一超過1個百分點的國家。在2022年，歐洲的中等收入單身勞動者的“稅收楔子”普遍較高，比利時的勞動力稅負最高，為53%（也是經合組織國家中最高的）；其次是德國和法國，分別為47.8%和47%；奧地利和意大利的勞動力稅負也很高，分別為46.8%和45.9%；瑞士的勞動力稅負最低，為23.4%。
有子女家庭的平均“稅收楔子”都有所增大。有兩個孩子的中低收入夫婦家庭的平均“稅收楔子”增加了0.45個百分點，為29.4%，大于有兩個孩子的低收入夫婦家庭（25.6%）和低收入單親家庭（16.6%）。“稅收楔子”增幅最大的是低收入單親家庭，有12個國家增加了1個百分點以上，其中增幅最大的國家是智利，原因是其取消了針對新冠疫情的家庭福利。大多數國家有兩個孩子的低收入夫婦家庭的“稅收楔子”都低于單身勞動者的“稅收楔子”，在奧地利、比利時、捷克共和國、盧森堡和波蘭，這兩個“稅收楔子”間的差值超過了勞動力成本的15%。
多數成員國實際平均工資和實際稅后收入雙下降。與2021年相比，2022年所有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工資在名義上都有所增加，但35個國家的實際工資有所下降。實際工資下降超過5%的有9個國家：捷克共和國（-7%）、愛沙尼亞（-10%）、希臘（-7.4%）、拉脫維亞（-6.2%）、立陶宛（-6.3%）、墨西哥（-6.8%）、荷蘭（-8.3%）、西班牙（-5.3%）和土耳其（-8.8%）。34個國家的中等收入單身者的實際稅后收入減少。
大多數國家都在設法解決財政拖累
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指出：“從經合組織2000年以來的勞動稅長期演變趨勢來看，2000年—2022年，所有家庭類型勞動所得的有效稅率都有所下降。”然而，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通貨膨脹率2021年開始顯著上升，并在2022年加速上升到9.6%，達到198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作為累進稅制的個稅體系中，更高的名義工資將導致納稅人承擔更多的稅負，這種機制被稱為稅級攀升或“冷累進”效應。這使得經合組織大多數國家的總勞動所得所適用的有效稅率反而更高。結果就是，高通脹率導致了全社會稅后實際工資下降。
財政拖累是指由于稅收制度參數不完全適應通脹而導致稅收負擔增加的現象。有分析者指出，當一個國家的稅收和福利制度沒有根據通貨膨脹進行調整的時候，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通常是最容易受到有效稅率影響的群體。
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專門有一章名為“經合組織國家勞動稅和福利指數化”的專題，該專題顯示：2022年以來的高通脹率重新激發了經合組織國家對勞動所得免征額、社會保障性繳款門檻等指數化政策的興趣，因為這是減輕財政拖累的一個重要手段；根據向經合組織國家分發的調查問卷結果，經合組織國家之間和內部指數化實踐各不相同，17個國家根據通脹自動調整其個人所得稅制度，而21個國家則在自由裁量基礎上這樣做；21個國家的社會保障性繳款門檻進行自動調整，19個國家政府發放福利門檻自動調整；在大多數發生自動指數化的國家，價格通脹被用作基準；2019年—2022年，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的名義工資上漲給稅收負擔帶來的上行壓力尤其明顯。
提高對勞動力征稅的效率以促進經濟復蘇
經合組織稅收政策和統計司代理司長庫爾特·范登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強調了調整稅收制度以應對通脹的重要性，包括將個人所得稅制度指數化，而經合組織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員國這樣做。范登德還強調：“在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平均實際工資下降，而勞動所得的有效稅率上升，工人工資在2022年遭受了雙重打擊。同時，名義工資的增長將工人推向更高的稅級，并使他們失去了獲得稅收減免和現金福利的資格，這種影響對有子女的低收入家庭尤為明顯。”
2023年工資征稅報告引起了一些稅收學者的關注。美國稅收基金會研究員亞歷克斯·蒙登和丹尼爾·邦恩對拜登政府近期公布的2024財年預算案中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建議提出委婉批評：“美國和國外的政策制定者在考慮對勞動力征稅時，了解勞動者的現有“稅收楔子”是有幫助的。”世界納稅人協會秘書長克里斯蒂娜·埃納奇建議，各國政策制定者在稅制設計時應高度重視“稅收楔子”：“為了提高對勞動力征稅的效率，政策制定者應該了解各種類型家庭“稅收楔子”以及稅收負擔。在制定促進經濟強勁復蘇的稅收政策時，這一點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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