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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健01/許多時候，若產業不扎根民間搞再多也沒用這一階段，有不少基層政府的朋友找過來，說讓支支招，怎么把地方經濟促進一下，最起碼搞一個燒烤基地、美食街或網紅夜市，轟一下人氣，順帶著吸引幾個投資項目過去。遇到這種情況，我往往會搖搖頭、擺擺手，說慢慢來，調研研討之后咱再拿方案，再提建議。但這些朋友往往等不及，出門之后就火急火燎找下一個“高參”或有能量的“鄉黨”去了。他們，要的是能立馬藥到病除的處方，甚至只要表面的“流量”。這種情況很普遍。產業荒蕪、稅源枯竭、府庫虧空，上面又一個勁兒強調“全力拼經濟”，不急功近利才怪。可幾全其美的“好事”，又在哪里？今年三四月份，祖國山川春花浪漫，各地主辦的“櫻花節”“桃花節”“茱萸花節”“海棠花節”“菊花節”“李花節”“梨花節”“桐花節”“連翹花節”等層出不窮，基本上都是“花兒搭臺，招商唱戲”；四五月份，淄博燒烤、洛陽漢服大火，各地組織的學習考察團如過江之鯨一樣洶涌而至，回來之后就要求寫總結、談感想；前些日子，成都、蘇州、南京、長沙等地的夜市迎來了一群又一群特殊的不速之客，他們不僅來吃各類美食，還一家又一家地問人家的經營之道；近來，驢友們發現，繼黃河壺口瀑布沿途部分路段也被圍墻遮擋起來之后，青海湖、梅里雪山等知名景區也開始效仿，“門票經濟”又驟然升溫（我們這里的杜甫故里公園也開始賣門票了）……
有些做法，我并不反對，因為發展文旅產業，是一個很好的促進消費的載體，老百姓經過三年疫情，也的確需要出來樂呵一下。我只是覺得，各種項目互相跟風模仿，實施中粗制濫造，只注重淺層次的物質性新艷獵奇而忽略了深層的精神性體驗感受，那么這樣的文旅項目，與形象工程無異；你有我有，千“地”一面，沒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獨特性，就難有持續的生命力；有項目、無產品，有門票、無服務，有景區、無配套，有美景、無人文，吃喝玩樂、衣食住行不能形成有機的產業鏈，即便再多的人來，都不會留下好口碑。一句話，不結合地方的資源基礎和實際狀況，不面向基層進行細致而耐心的服務，搞任何產業，都是“表面光”，都會浮光掠影。發展產業的指向很重要。一些產業，不扎根民間，不解決實際民生，這樣的產業，搞得越多越有問題，越是形象工程。
02/范仲淹在恢復經濟發展上的天才舉措如何在“荒政”（災荒、大疫及其后采取的施政措施）年代推動經濟發展，我們的古人不乏相關智慧，有的在今天看來仍比較前沿。比如范仲淹和他的“荒政三策”。古代的士大夫中，范仲淹是一個價值沒有被充分挖掘的人——不僅僅在于他在領兵打仗、治吏輔政、興教育才、事母教子等方面的言行舉止，還在于他的經世略、恤民生等方面的所作所為。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有這樣一段話：“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于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游及興造，皆欲以發有余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南宋吳曾著《能改齋漫錄》里，則對范仲淹利用樸素的“供需平衡”原理控制糧食價格的做法，進行了具體描述：“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谷價方涌，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眾不知所為。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后，且虞后者繼來。米既輻輳，遂減價，還至百二十。民賴以生。”將這兩段話綜合起來，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恢復經濟發展上的天才舉措：其一，縱民競渡，以旅游業和貿易的發展，拉動消費。范仲淹積極鼓勵、組織當地百姓劃船競賽，放縱有錢人在西湖上競渡玩樂，而且將這比賽的規模做大，把舉辦的時間拉長，由春天一直延續到夏天。他還親自參與、觀看（“太守日出宴于湖上”）。在他鼓動之下，賽事熱火朝天，貿易飲食業空前發展，百姓收入相當可觀（“居民空巷出游”）。其二，大興土木，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寺廟、糧倉、官舍），雇傭饑民“以工代賑”（“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這樣做，既進行了城市建設，又解決了大量饑民失業流離之苦。其三，提高谷價，利用商人囤積居奇的心理，高調官宣（“出榜沿江”），待糧食迅速運來并達到市場飽和之后（“晨夜爭進”），以供求關系的平衡機制促使其價格回落，最終達到每一個人都有飯吃（“民賴以生”）。當然，最基本的還有一條，發動國家和民間力量，為災民提供物資（“發粟及募民存餉”）。
但這屬于常規做法，一般人都會這樣做。范仲淹的高超之處，是他充分尊重民本和民生，以當地老百姓和富人的特長、喜好、需求為發展產業的出發點（“喜競渡，好為佛事”），搞活動、促貿易，興基建、拉動就業，充分將政府對市場的引導和市場對生產要素的調節結合起來，不僅實現了“發有余之財，以惠貧者”“民不流徙”和“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的目的，還成就了“民利”，讓當地老百姓過上安康生活。他沒有到外地學習“淄博燒烤”“洛陽漢服”那樣的經驗，但自創了具有杭州本土特色的龍舟競渡等大型活動和“投（投資）工（建設）貿（貿易）”一體化產業鏈，奠定了杭州走向繁榮的基礎；他不避諱監司的“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奏劾，而是我行我素、從容應對，最終以結果的無可辯駁證明自己的正確；他沒有向中央和上級部門要更多的“政策”，而是因地制宜地利用樸素的市場規則和實際資源，實現了貿易流通和供求平衡，促進了城市經濟體的生態聚集和良性發展……從這些角度看，范仲淹完全可以成為當前許多地方官員在發展經濟上的啟蒙老師。關鍵是，得動腦子，得看民間，不能懶政。
02/那遙遠的古風啊已經失傳今年4月，鄭州東郊某鎮的一位領導前來問計：如何快速促進消費？如何找到新的產業支撐？如何促進當地經濟增長？這個鎮，有幾個大型文旅、游樂和商業項目，房地產樓盤也鱗次櫛比。但三年疫情中，地產歇火，文旅停滯，財政收入由原來的十幾億元幾乎驟降為零。怎么辦？從上到下都很急。今年年初，上級領導鑒于該鎮的產業基礎，要求他們快速搞一個能吸引人流、客流的消費項目，具體來說就是以某村為基點，利用與那幾個大型文旅、游樂和商業項目近的優勢，發展吃喝玩樂一條龍服務，聚攏人氣，提振當地發展經濟的信心。我去看了，的確街道整潔、道路寬敞，地理位置優越，離鄭州也近，家家戶戶房子大，有搞民宿、發展餐飲產業的基礎條件。但畢竟還是鄉村風貌，必要的投入和改造還是需要的——鎮里的說法是，沒錢，能不能少投入就能出效果？或者，政府少投，村里和居民多投，能否多渠道把錢的問題解決掉？我不置可否，只問他們的初步打算。他們的規劃是：村民養羊，能不能辟出一塊地、蓋幾間房，搞一個燒烤基地（學淄博）？村民住房外面都刷出了大面積的白墻，要不要搞搞涂鴉藝術（學當時正火的鶴壁三家村）？村民門前都有空地，能否都種上花（學蘭考張莊）？……我問除此之外呢？回答說，沒有。沒有，還沒錢，這就難辦了。憑空去發展產業，去吸引客流，任誰也沒有那么大的本事。
雖然如此，出于人家招待我一頓午飯的好意，我還是給他提了一個簡單的方案。當然，說它是一個創意也行，少花錢、多辦事，或者多在軟件上花錢，少在硬件上花錢，能夠給他們在如何打造“網紅經濟”上提供一個系統的參考意見。總體來說，這份方案的要點如下：一、總推介語：在XX，為鄭州開東門，為開封開西門（注：XX系該鎮的這個要開發文旅的村，因處于鄭州與開封的交界處，故面對兩個城市市場。能把這兩個城市的消費人群吸引過來就足夠了。）二、產業布局：1、立足于吃，把燒烤和農家樂做起來。前者可引進鍋圈燒烤基地這樣的外來經營者，有現成的模式和品牌，鎮上省力省事；2、立足于喝，把金星精釀啤酒館引進來。搞一個小型的啤酒廣場也未嘗不可（和鍋圈一樣，都有擴張計劃）；3、立足于觀，村里可騰出一部分土地種植大麥，做麥田藝術。為什么？因為中牟的“牟”字，有“大麥”之意（《詩經》：“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這個村莊又臨近《戲劇幻城·只有河南》，那里面種植著大面積的小麥，看完小麥，再來這里看看大麥，不是相得益彰嗎？4、立足于賞，發展“東門”美麗經濟。《詩經》中的“東門”，與美和美女相關（《鄭》風中類似“出去東門，有女如云，雖則如云，匪我思存”這樣的詩句，比比皆是），何況，離此不遠就是美男潘安故里。具體是什么表現形態？比如圍繞著漢服、水上樂園、愛情鵲橋、詩經文化節等做文章。5、立足于游，把古渡口文化和賞菊文化結合起來挖掘。北宋時蘇東坡曾攜友人一起乘船到此地賞菊。鎮上可引進臨近的開封食用菊產業項目，弘揚菊文化，讓菊花離鄭州人更近。6、立足于買和賣，設置西瓜交易廣場。這一帶產西瓜多，臨近夏天，農民賣瓜難一直都是一個大難題。結合附近游客多的優勢，在這里舉行一年一度西瓜節，聯合媒體和社會各界開展公益助農活動，實現中牟西瓜的定點集散。三、把握要點：立足民生，量力而行；產業為本，文化為魂；寓教于樂，以文化人；內生為主，外招（招商）為輔；政府引導，村民作為主體實施；軟硬（工程）兼施，以軟促硬；打通歷史和地理雙重空間，主要面向年輕消費群體消費；有形有體驗，有情有內涵。
客觀而言，這份“方案”大綱并沒有太多技術含量，多屬即興發揮而已，與現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生態農莊”“綠色農場”等綜合旅游體的規劃概念，相去甚遠。不過，這份“方案”不是復制品，里面沒有“設置”太多的投資，且著眼于挖掘地方的文化特色和產業內涵（《鄭風》中的“東門”是不是就在這個地方？此說另當別論）。我想他們要是能拿去用一下，說不定還真能鬧出一點動靜、捧出幾個網紅點出來。可惜，除了介紹他們聯系到鍋圈，而鍋圈又派人前去考察了一次之外，沒聽說這個鎮、這個村有其他什么舉動。以后沒再關注這件事，就像發了一篇文章一樣。這“方案”已經廢了，不值錢。有一天和一個媒體朋友說想寫這個方案中提到的“東門”文化，那個朋友對我笑了笑，一語批了過來：“這個方案，你說錯對象了，換一個懂文化的人或許可以。”我的第一反應是：我錯了——錯在夫子自道、耽于想象；說的對象也錯了——現在，許多人都不是范仲淹，甚至連范仲淹的門下走卒都不是。那遙遠的古風啊，已經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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