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報記者 潘瑋倩/文 鄧迪/攝（除署名外）
廣州考古新發現，就在黃埔竹園嶺。2023年6月25日，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竹園嶺遺址發掘現場，發布最新消息：該處發現了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考古確認的面積最大的商時期遺址。它填補了中新廣州知識城范圍商時期文化遺存的空白，更為重構廣州東北區域早期歷史，提供了重要實物材料。
2023年6月25日的廣州黃埔竹園嶺遺址現場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竹園嶺遺址考古發掘場景。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簡稱廣州考古）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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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商
“五月節”的廣州艷陽，把面前這片考古發掘工地，曬成了金黃紅色。身穿“廣州考古”工作服的人員穿梭，頭戴竹帽的發掘工人們，手中鏟鍬不停。一些單人堪堪可環抱的樹根袒露出來，顯示這里曾種過碩大的果樹。不遠處，中新廣州知識城的現代高層公寓拔地而起。
竹園嶺，位于中新廣州知識城核心區的黃埔區龍湖街何棠下村東側，緊鄰竹山路北側，由3個小緩丘連片組成，約呈“品”字形，最高海拔53.8米。
竹園嶺此次考古發現的重大意義何在？首先，讓我們記住關鍵字“商”——
“它不僅填補了中新廣州知識城范圍商時期文化遺存的空白，更為重構廣州東北區域早期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材料。它充分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漢早期階段，九佛-鎮龍-蘿崗一帶是北江下游流域和東江下游流域之間一條重要的文化走廊，在珠三角早期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是記者25日在竹園嶺遺址現場，從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簡稱“廣州考古”）獲知的信息。
竹園嶺遺址的發掘持續了三期、13個月——
“2021年8月至10月，為配合國有土地廣州開發區JLXC-H5-1地塊的出讓，經廣州市文物局組織，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地塊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確認地塊內的竹園嶺有先秦文化遺存埋藏。2022年5月至2023年6月，在報請國家文物局審核同意后，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竹園嶺遺址展開了持續三期的考古發掘工作，實際發掘面積共計13500平方米。經考古勘探發掘確認，竹園嶺遺址商時期遺存分布范圍約8萬平方米，核心區域分布范圍約1.5萬平方米。”
每個來到竹園嶺遺址發掘現場的人，都會被它的獨特“地貌”所震撼。
T1011和T1012②層下的遺跡分布全景（上北下南），廣州考古供圖
竹園嶺遺址現場的獨特“地貌”。潘瑋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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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坑柱洞，數量驚人
“好多坑，好多洞。”一位初臨現場的記者忍不住低呼。
眼前逾萬平方米的土地，被“五月節”的太陽，炙烤得金黃發亮，像一塊巨大的黃色海綿，形狀大小不同的各類灰坑和柱洞，就如同海綿里數不清的洞。這些“坑洞”，數量總計超過3000個——
“竹園嶺遺址考古發掘共發現商時期形狀大小不同的各類灰坑近1500個，其中部分形制規整、深度超過1米的灰坑應屬儲藏性質的窖穴或祭祀用途的祭祀坑；大小深淺不一的柱洞1800余個，其中相當一部分與干欄式建筑有關；還有長度不等、深淺不一的灰溝25條，推測與先民們生產生活中的自然或人工給排水有關。”廣州考古資料顯示。
干欄式建筑基址F3，廣州考古供圖
灰坑H90全景，廣州考古供圖
“灰坑，可能是當時的人挖來儲存食物的？或用來祭祀的？柱洞，是否和從前的“干欄式建筑”有關，是用來插房屋的柱子？灰溝，是排水溝嗎？”現場參觀的人們也生起同種好奇。
3000年前，這里是熱熱鬧鬧的人類工作、活動場所嗎？
答案呼之欲出。因為，除了獨特的“地貌”，還有代表性的出土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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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遺物中最多的是石器
竹園嶺，好多“石器”。 ???
現場展板展示的余料、半成品、副產品和礪石
現場展板展示的玉石器
在25日的竹園嶺遺址上，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黃碧雄，依據當場擺放的多張圖文展板，向記者介紹了發掘成果，其中，出土遺物中最多的是石器。
“各類石器，有戈、璋、戚、鉞、錛、鑿、鏃、礪石、磨盤、杵、磨石、環、有領環等，以殘器、半成品、廢料或余料為主。有1件保存完好的石碾槽，磨制精細，為廣東先秦考古發現所罕見。”
牙璋，廣州考古供圖
石環，廣州考古供圖
記者隨后也見到了這件“石碾槽”實物，比手掌略大，形狀如同一個“半邊牛油果，挖去了核”，中空部分，就是光滑的槽洞。
石研磨器，廣州考古供圖
出土的“玉器很少，完整器僅見玉璧和玉玦；地表耕土層出土1件有銎青銅斧，是竹園嶺遺址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先秦銅器，但‘不確定時代能否早至商時期’。陶片出土數量并不很多，主要出自灰坑和文化層當中，以泥質灰陶和灰白陶、夾砂灰黑陶和橙黃陶為主，紋飾有長方格、方格凸點、重方格凸點、方格對角線、重菱格凸點紋、葉脈紋等等，可辨器形有泥質高柄豆、凹底罐、圜底釜、紡輪等，但陶片的拼合度很低，可復原者很少”。
玉玦，廣州考古供圖
記者隨后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黃埔工作站拍攝的相關陶片
記者隨后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黃埔工作站拍攝的相關陶片
記者25日在竹園嶺發掘現場所拍攝到的當天的出土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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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見中原夏商禮玉文化影響
大量灰坑柱洞，大量出土石器，這代表什么？代表這里“很大可能主要是以制作加工石器等生產生活工具的場所”。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認為：“竹園嶺遺址出土數量眾多的礪石、磨盤、磨石以及大量的石器殘件、半成品、廢料等，而陶片堆積并不豐富，缺乏可復原的成形陶容器。柱洞數量多，幾乎遍布整個發掘區，但大多分布散亂、不成規律。從這些跡象判斷，竹園嶺商時期遺存很大可能主要是以制作加工石器等生產生活工具的場所，規模大、延續時間較長，表明周邊還應存在同時期的大型聚落或墓地。”
而出土的部分“精致”石器和玉器，更有重大意義，它們反映出“中原夏商禮制南漸珠江三角洲推進早期嶺南中國化的歷程”——
“從出土的石戈、石璋形制以及陶器的紋飾、器形特征來看，竹園嶺遺址商時期遺存的年代應與蘿崗隔田山遺址第一期遺存、增城墨依山遺址、增城浮扶嶺遺址第二期遺存、東莞村頭遺址第二期遺存等基本同時期，年代大致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商代中期前后。部分磨制精細、形制規整的石戈、璋、戚、鉞、有領環和玉璧等應屬于禮儀用器，追本溯源明顯可以看到中原夏商禮玉文化的影響，反映出中原夏商禮制南漸珠江三角洲推進早期嶺南中國化的歷程。”
玉璧形器，廣州考古供圖
石矛，廣州考古供圖
牙璋，廣州考古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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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廣州先秦考古文化序列
由微，見著；從考古實物，復原歷史場景。當我們縱覽了竹園嶺的發掘概況，不禁要問，這個地方，在3000年前，對于廣州的時空意義是什么？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朱明敏在現場接受媒體采訪
“它對完善廣州地區的先秦考古文化序列，有非常大的作用”，在竹園嶺遺址現場，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朱明敏對記者介紹：“竹園嶺所在的中新廣州知識城地域，是兩山所夾的河谷盆地。河谷，既不會因為太低而遭遇水患，又不會因為太高而難于取水，所以我們尋找遺跡，也往往針對河谷兩邊的臺地去進行。‘九佛河谷’，是連接流溪河流域和增江流域的‘通道’。近十年來，我們在九佛河谷這一帶發現了大量先秦時期遺址，如茶嶺-甘草嶺、沙嶺、陂頭嶺、馬頭莊遺址等。廣州目前考古發現的商時期遺址較少，包括有前幾年發掘的增城墨依山、浮扶嶺二期，以及去年的南沙合成村遺址等。”
“竹園嶺遺址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考古發現確認的面積最大的商時期遺址，不僅填補了中新廣州知識城范圍商時期文化遺存的空白，更為重構廣州東北區域早期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材料，充分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西漢早期階段，九佛-鎮龍-蘿崗一帶是北江下游流域和東江下游流域之間是一條重要的文化走廊，在珠江三角洲早期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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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考古人+灣區新城建設者
竹園嶺遺址航拍全景，廣州考古供圖
竹園嶺遺址的考古發現，為它所處的這片土地，增加了歷史文化底蘊上的重要實證資料。包括中新知識城乃至黃埔在內的這條“重要文化走廊”，它的歷史面貌，正由考古人員一鏟一鍬復原。
25日當天，結束了在竹園嶺現場的采訪，記者一行跟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專家們，來到坐落于廣州實驗中學內的“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黃埔工作站 黃埔區歷史文化保護傳承中心”。
該工作站于今年2月6日成立，是在廣州市文化廣電旅游局（市文物局）和黃埔區委區政府統籌協調下，由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黃埔區文化廣電旅游局就共同推進黃埔區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和考古工作的一項創舉。
竹園嶺出土遺物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黃埔工作站內展示
在寬大明亮的工作室里，記者看到了陳列的部分竹園嶺出土遺物。石璋、石戚、石矛、石鏃，據考古人員說，它們有些十分光滑，有些甚至邊緣鋒利，當時的制作工藝可見不一般。而碩大的礪石，則似乎訴說著這種“不一般”工藝的誕生。
有兩件特別的石器，被解說者、竹園嶺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黃碧雄重點推薦。
其一就是上述提到的“牛油果”——保存完好的石碾槽，“也是嶺南考古中僅見的一件”。
其二是“巧克力”——黃碧雄展示了一件寬約6厘米、長約8厘米的深灰色時期，由兩個長方形和中間的凹槽組成，類似今天的多格巧克力，可以掰開的那種。而這件石器的邊緣，也是一邊平滑、一邊略粗糙，似乎粗糙的那部分，已有“一格”被掰走。“它中間的凹槽被打磨得如此之精薄，似乎就是為了能被掰下來一般。”
竹園嶺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黃碧雄展示石碾槽，潘瑋倩攝
現場還有考古人員在拼對陶片。竹園嶺出土的陶片數量尚不算多，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朱明敏對記者介紹，目前這些陶片的拼合度不大好，一個是因為年代久遠，另一則隱當時的燒成溫度所限，“后續我們會加緊拼對和修復器型。考古學文化面貌，往往可通過陶器的器型等方面來反映”。
現場拼對陶片的工作人員
他說這段話的時候，記者又不禁想起了陶片出土現場，遺址上，今天看到的“廣州黃埔竹園嶺遺址考古發現成果展”，烈日下，那張巨大的展板，寫著一行大字：“探索發現，賡續文脈，譜寫華章。”
當代的考古工作者、不斷進步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檢測手段、一日千里的新城、時尚的鞋履覆踏著腳下三千年乃至更久遠年代的故事，當時的人們，也許，也是一樣在勞作、生活。
他們的過去，奠基了我們的現在和未來。而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城建設過程中，對文物遺產的持續、卓越保護，則是對先輩和后世，所盡的光榮責任。
廣州考古人，攜手灣區新城的建設者，秉持著“文化遺產有效保護和工程建設順利開展”雙贏的初心使命，通過不懈的努力，用層累的考古發現和文物保護成果，共同為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不斷做出著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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