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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6月26日文章，原題：糖是如何成為社會弊病的替罪羊的？21世紀初，“肥胖之戰”迎來了新的魔頭——糖。伴隨經濟下行在內的種種因素，象征著貪婪、懶惰、罪惡和享樂的糖成了絕佳的替罪羊。
英國糖分調查組織于2014年宣稱，“糖是新的煙草”，這再一次鞏固了其在公眾心目中作為亞健康和肥胖癥最大誘因的地位。自此，糖成了出現在各大報紙、科普讀物、自助手冊、國家和國際政策中的高頻詞匯。隨著英國2016年宣布將對軟飲行業征收稅費（“糖稅”），有關糖的討論聲達到了峰值，并一直持續到新冠肺炎疫情時期。
對脂肪和糖的道德恐慌帶來了對肥胖身材長期的口誅筆伐，但這種運動是失敗的。“肥胖之戰”關注的是個人的功過和意志力，但由于有效公共健康政策的失位，其預期的目標難以實現。對個體問責的敘事模式符合多方利益。關注每個人的啤酒肚和言行，可以在政治上掩蓋公共服務的不足。對右翼評論員來說，這意味著又有新的角度可以為英國社會脫罪了。2015年8月，《每日電訊報》評論員菲利普·約翰斯頓呼吁那些“穿著大尺寸休閑褲、頓頓不離比薩和可樂”的人為糖稅正名。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將經濟和飲食選擇聯系起來的現象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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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困難時期，我們被要求“勒緊腰帶”；而面臨如今的危機，我們又要對糖分精打細算，做控糖運動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但我們應該警惕這其中存在的誤區。首先，將食物簡化為營養成分和預期效果會消解飲食豐富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因此簡單地將食物區分為“好”或“壞”是不對的。同脂肪一樣，糖的危害也被過分簡化了，針對單一營養成分展開的公共衛生活動，無法涵蓋飲食及其對身體影響的復雜性。
其次，對食物的討伐等同于把槍口對準了它的受眾，而抵制某種食物的風氣也等同于對受眾的污名化。對人們體形或飲食偏好的污名化只會帶來傷害，這是公認的事實。有肥胖組織認為，體重羞辱會帶來心理、行為和社會影響，世界肥胖聯合會則將其與缺乏治療、飲食混亂和壓力疾病聯系起來。對糖和脂肪的妖魔化披著齊心協力的外衣，本質上卻是對弱勢群體進一步的迫害。
第三，食物離不開性別屬性。伴隨來自健康、關愛和家庭層面的期望，飲食的類別、地點和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性別屬性，使女性面臨社會責任和羞辱層面的不公。人們認為，女性更容易沉迷于糖分帶來的快樂，這使她們的身體面臨更多的關注。有專家指出，女性更容易被精加工的碳水誘惑。也有專家稱，男性只需幾周就能走出“戒斷反應”，而女性則需要幾個月的嚴格自律，謹防反彈，才能實現糖分戒斷。
此外，女性想要實現每日的減糖任務，需要在飲食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她們會更多地被要求為了家人采取控糖措施。對糖的關注使人們聚焦在食物選擇減少的現狀，而模糊了更深層次的社會和文化問題。舉例來說，對于生活在溫飽線附近的人們，喂飽饑餓的孩子、不造成浪費，已經是最好的健康關懷了。不斷將糖的問題擺在臺前，不僅扭曲了這種關懷的含義，更是對貧困問題的去政治化。這種政治性的遺忘不僅剝奪了最弱勢群體的交流權利，還強迫其為這些損失買單。
糖分之戰并不是終點，對肥胖的討伐正迎來新的形態：超加工食品。隨著有關超加工食品的書籍、文章和政策的激增，控糖的前車之鑒提醒我們，不要忽視弱勢群體面臨的社會不公和生存困境，因為當食物成為敵人時，他們受到的影響也最嚴重。（作者凱倫·施羅斯比，華澤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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