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圖書館現藏歷史文獻共計79萬冊，其中244種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為了讓古書起死回生，圖書館有一個專為古籍看病的“醫生”團隊——15名古籍修復師。
今天，我們就來認識幾位古籍修復師和他們的“絕活”——
(資料圖)
解開敦煌經書殘片背后補紙的秘密
在天津圖書館復康路館區善本書庫的一個角落，立著一個由金絲楠木打造的書柜，那里面靜靜地躺著一件珍貴的文物——來自1500年前的《敦煌遺書殘片》。這幾冊古籍，曾碎裂成大大小小300多片......
▲敦煌遺書殘片：妙法蓮華經卷四
這批殘片當初得自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先生的捐獻，殘片的時間跨度從南北朝（420年—589年）到歸義軍時期（851年—1036年）時期。這些殘片原本裝裱為七個冊頁，包括《唐人寫經殘卷》三冊、《唐人寫經真本》一冊、《敦煌石室經卷殘字》一冊、《唐人寫經冊（殘頁）》一冊以及《蓮華經提婆達多品》一冊。殘片雖然僅有200多件，總量不大，但包括多種佛經、經疏，有的與后世通行本文字有差異，有的文獻不見于歷代大藏經。它們在紙張、書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研究敦煌遺書流散史與敦煌學史難得的史料。為了“挽救”這些殘片，2011年2月21日，天津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開展的“敦煌遺書殘片修復項目”正式啟動。
天津圖書館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研究館員萬群帶領的修復團隊承擔了這一任務。
萬群，天津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導師。1987年，萬群從一所中專圖書館專業畢業，進入天津圖書館古籍特藏部工作，自此與古籍修復結下情緣。
萬群和團隊在打開敦煌遺書殘片的時候傻了眼，這些殘片出現氧化、變形、粘連、微生物損害、褶皺等情況。比如：殘片每一頁都粘貼在一個原有的書頁上，造成中間厚、四周薄的情況，這也導致整個書頁扭曲變形。
修復的第一步是選紙，但當時在天津圖書館，翻遍庫存的幾十種紙張，沒有一種適合。此時，國家圖書館伸出“援手”，無償提供了館藏的“乾隆高麗紙”。解決了紙張的燃眉之急后，接著就是拼接粘合。大大小小300多片碎片，需要一片片粘合好，在用鑷子夾取殘片的時候要特別掌握好力度，稍有不慎就會對殘片造成二次傷害。
▲古籍修復中的萬群
“在拼接的時候，我們必須戴口罩，動作也是極輕的，身邊還不能有人走動，生怕動作大了帶起一陣風。”就在修復的過程中，萬群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原來，在《唐人寫經殘卷》第二、第三兩冊殘片的背后，出現了一些粘貼的補紙。經過判斷，這是古人曾經對經書做過的修復。這層補紙到底該不該揭下來？揭下來又會不會使殘片受到傷害呢？她立刻啟程前往國家圖書館，向自己的老師、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求教。
專家們經過反復論證后一致決定，嘗試解開殘片背后補紙的秘密。在這之前，項目組成員反復進行了多次試驗，在有把握不會傷及殘片后，萬群輕輕將其中一張殘片背后的補紙慢慢揭起。大家驚喜地發現，原來這補紙上是有字的！
在兩冊經書的補紙被一一揭下后，專家們通過研讀發現，這些補紙其實也都是殘損的佛經，被古人再次利用進行修補。此時，一個念頭在萬群的腦海閃過，既然補紙也是經書的一部分，它跨越千年而來，是不是也要給它們一個重新“亮相”的機會呢？于是，這些補紙也被萬群和團隊修復出來，并進行了重新編號。有字補紙經重新編號也有了自己的“新身份”，即：“丁-1”到“丁-10”，其中部分編號包含多個小殘片，最后也裝訂成了一冊。“我們的殘片還越修復越多了。”萬群笑著說。
“一筆一劃”湊出來的《大藏經》經卷
42歲的葉旭紅是古籍修復中心的骨干力量，2008年才轉行接觸到古籍修復工作，屬于半路出家。“我之前的工作和古籍修復簡直不挨邊兒，但干上這行以后就特別喜歡，一頭就扎進來了。”
天津圖書館現藏歷史文獻共計79萬冊，其中線狀古籍585517冊，善本8000余部。其中，嘉靖版《大藏經》就是非常珍貴的一套善本。天津圖書館藏《大明重刊三藏圣教》共六千三百八十二卷，目錄三卷，為明嘉靖十四年至四十四年南京徐筠泉家重刻本，6行17字，上下單邊。這部明代雕版《大藏經》，遞經四百多年，書目鮮載，傳本稀少。其珍稀程度僅次于宋元藏經，在我國印刷史及佛學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由于這部《大藏經》的珍貴程度，現已為天津圖書館藏“鎮庫之寶”，且已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2021年，天津圖書館開設了一個古籍修復師高級研修班，同時啟動了《大藏經》的修復項目。這次修復的目的就是提高其力學強度，恢復歷史風貌，延長文物壽命。不過，《大藏經》的修復難度卻極高。這次待修的一函10冊館藏珍貴明版《大藏經》，由于入館前保存不當，經書的破損嚴重，存在污漬、褶皺、折痕、變形、斷裂、殘缺、粘連、動物損害、糟朽、絮化、字跡殘缺等情況。
“《大藏經》是我們館‘S1號’古籍，就是善本中的NO.1，珍貴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對修復師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葉旭紅說。當時，葉旭紅和來自全國其他省市的幾位古籍修復師幸運地得到了這函經書的修復任務，但打開函套后他們卻發現，經書呈手風琴狀，折疊在一起，但是有一個大洞，這部分經書已經沒有了。其他的地方因板結嚴重，頁與頁之間已無法分離。“更要命的是，紙張的薄脆程度就像酥皮點心，一碰就掉渣。”鑷子、竹啟、針錐、挑針、毛筆......看著眼前的工具，葉旭紅一時間竟不知選取哪一種。
考慮許久，她決定試一試牙醫所用的一頭尖、一頭扁的口腔器慢慢往前推。這種方法顯然奏效了，經書一頁一頁被慢慢推開。但令人崩潰的事也接踵而至，有些板結嚴重的地方只要一碰，經書就會一塊兒一塊兒地往下掉。“有一次，我剛一碰經書，一塊電腦鍵盤大小的碎塊‘啪’就掉到我手里。”沒有別的辦法，我就要想辦法用所有能用的工具和方法一層一層分離、修整、拼接，最大程度還原經書原本的面貌。葉旭紅說，有些經文的字甚至碎成了一個一個筆畫。作為專業古籍修復人員，就要在蛛絲馬跡中尋找線索，把這些“肢解”的文字再一筆一畫恢復回去。
為了準確無誤地修復《大藏經》，組員們人手一冊復制本，以便照著樣子一個字一個字地拼湊。一天，又“從天而降”一個筆畫“橫折”，當時大家為了給它找到該有的位置爭執不下。葉旭紅回憶說，一開始也感覺無從下手，但忽然之間她有了一個想法，這個“橫折”有沒有可能是“豎勾”？
大家按照筆畫掉下來的位置做了細致比對，小心將那個筆畫推到“波”字上后，再仔細對比手里的復制品，這個筆畫明顯不太“合拍”。于是，葉旭紅再次小心將它安在了“于”字上。果然，這個筆畫顯得嚴絲合縫。“這就好比在拼幾千甚至幾萬塊的一幅拼圖，拼圖拼不上可以放棄，但對我們來說開弓就沒有回頭箭。”經過前后一年多的修復工作，今年5月，這一函10冊經書終于被修復到了最好的狀態。”
▲葉旭紅工作照
“水洗”《芥子園畫譜 梅譜》
今年30歲的張榕榕是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第一屆碩士研究生，2018年正式加入古籍修復組，現在是組內年紀最小的修復師。
2018年，古籍修復中心接到了一個項目，修復清?康熙版的《芥子園畫譜 梅譜》。修復中心接到的這一版本屬于“饾版”印刷，這種印刷方式是按照彩色繪畫原稿的用色情況，經過勾描和分版，將每種顏色都分別雕一塊版，然后再依照“由淺到深，由淡到濃”的原則，逐色套印，最后完成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這種印刷技法盛于明代末期，在清中后期逐漸被稱為木板水印。在張榕榕看來，這本書不僅版本較少，而且和自己以往接觸過的古籍不同，里面繪制了大量梅花，這對愛美的女性來講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她主動申請接下了這本《芥子園畫譜 梅譜》的修復工作。
短暫的興奮后，張榕榕仔細翻開畫譜卻傻了眼。蟲眼、霉菌、書頁斷裂、破損等情況幾乎樣樣俱全。最重要的是，由于灰塵和水漬的污染，畫譜上的畫幾乎都是灰蒙蒙的，其中一些書頁的梅花圖案臟污程度非常嚴重，很難看出鮮艷的本色。此刻，最棘手的問題就是清洗。
既然第一步要水洗，就要先嘗試字會不會掉色？張榕榕說，她需要找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用毛筆沾濕其中一個字，等字充分沾滿水后再小心蓋上一張紙，用手指按一按。張榕榕說，當時自己一邊操作，一邊在心里祈禱千萬不要掉色。好在，當她揭起紙的時候，紙上除了水漬并沒有字印。張榕榕長舒一口氣，這證明她可以開始“水洗”這步程序了。
因為古籍都是整張紙印刷后對折起來裝訂，所以，張榕榕需要拆開古籍后，將需要水洗的書頁平鋪在塑料布上。隨后，張榕榕用毛刷蘸著溫水掃除書頁上的灰塵和雜質，然后再用干凈的毛巾卷成卷，用適度的力道一點點向前滾，將臟水吸走。“洗書不是洗衣服，想洗幾遍洗幾遍，我們要用盡量少的次數洗出最佳效果。”
不僅僅“洗書”是個難關，修復蟲洞也很考驗人。一次，張榕榕在修復一套古籍的時候，其中一頁書頁上密密麻麻的蟲洞讓她有些犯難。“這簡直是在一堆蟲洞上印了一頁書啊！有密集恐懼癥的肯定受不了。”張榕榕形容當時的修復難度。隨著科技手段的進步，雖然天津圖書館也有了用機器修補書籍的辦法，但考慮到用機器補洞也會存在一定破壞紙張的風險。再三思考后，張榕榕最終還是選擇手工修補的方式。她先將要補的書頁有字一面向下放在隔板上展平，然后在蛀洞周圍抹上糨糊，再用配好的同色紙對順紙紋，按在蟲洞上，用左手按住，右手再按住糨糊的濕印沿邊緣把補紙撕下來，如此往復......
“等修補好再抬頭的時候，我眼前還是無數的蟲洞。”張榕榕說。那次，張榕榕用了近兩個月的時間修復完成了《芥子園畫譜 梅譜》。有了這次經歷，也讓張榕榕積累了書畫類古籍修復的經驗。
張榕榕說，工作五年來，自己的工作對生活甚至性格都有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以往，自己也喜歡追劇或是刷熱門小視頻，而現在，更喜歡看些筆墨紙硯的傳統制作技藝以及和古籍、文物修復相關的視頻。最有意思的是，每次看到不整齊的東西后，她第一時間就會過去碼齊、擺正。“因為在工作中，我們必須要做得嚴絲合縫，所以，現在自己在生活中看到不整齊的東西就會難受。”（記者：張清淼 編輯：陳彤、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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